李辉
近些年,侧重于写传主隐私的传记,在国外传记创作领域一时成为热点。王尔德的同性恋,以前是隐约不谈的,而在后来的多部传记中,却成了必不可少的章节。今年,日本的一部纪实类小说《三岛由纪夫——剑与寒红》,极为翔实地披露了三岛由纪夫的同性恋秘史,大大动摇着只字不提这一情况的原有传记。这不能说是哗众取宠。随着社会对同性恋现象的承认,谈论这一话题的时机已相应成熟。在王尔德、三岛由纪夫的一生中,同性恋情结一直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和创作,若回避这一情节,对他们作品及创作动机的理解必然会有所局限。既为传记,传主的一切都是可以表现的,对于传记作者,没有什么“隐私”可言。 然而写传记毕竟不是写隐私。尤其当这些隐私有可能对传主乃至更多有关的人产生超出预料的负面作用时,作者就不能不慎之又慎了。在这里,作者的出发点尤为重要:是津津乐道于发现隐私,肆意渲染以迎合市场和读者的猎奇心;还是客观而有节制地描述,从而挖掘出人物心理变化、人生变化的内在原因。 传记作者应首先是研究者,而不是市场经营者。他本身具有的素质和人格,将决定一部传记真正的、持久的价值。